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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鲁·阿伯特（章静绘）

安德鲁·阿伯特（Andrew Abbott）为芝加哥大学社会学教化、好意思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他1982年获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博士，在罗格斯大学任教一段时期后，1993 年复返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执教，历任芝加哥大学学院社会科学部长、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主任。2000年至2016 年，阿伯特任《好意思国社会学期刊》主编。他的研究主要聚拢于行状社会学、学问社会学和社会表面，主要著述包括《行状系统》《学系与学科》《学科的吞吐》《攸关时期》《过程社会学》等。阿伯特多本著述的译者、澳门大学培植学院副教化周忆粟对他作念了专访。在这篇访谈中，阿伯特对我方的学生期间和行状生涯作念了追想，并谈及了对阅读、学问和社会学的异日的看法。

您在高中时候也曾想成为别称科学家，大学时候学习的是“历史与体裁”专科。是什么促使您选拔了社会学？您在芝加哥大学发现社会学是巧合的吗？

安德鲁·阿伯特：我十几岁的时候也曾很不本分内了，对好多事情产生了兴致。我选拔社会学，是因为1960年代让我运转移念考好多毒手的社会问题，比如越南干戈、种族腻烦、宗教信仰是奈何受到社会影响的，等等。社会学能让我用种种方式来研究这些问题，而不需要固定在某一种法式上。

天然，这里也有些正巧。在大学第一年，我主修的是“1750-1850年的英国历史与体裁”。主如若因为我就读的学校有一个复杂的司法，导致我没法选“社会研究”专科。但很快我就对社会科学产生了兴致。其实我早该换专科的，只是那时候哈佛莫得社会学系，唯有一个叫“社会关系”的专科，这个专科东说念主好多，课程也比拟松驰，但没什么太大的道理。一直到我应校服役在戎行里苦求研究生的时候，我才下定决心苦求社会学专科。

您的第一个职位是在罗格斯大学。是什么促使您在1993年回到芝大？是因为受到了“芝加哥宗派”的召唤，如故单纯地作念了一个合理且时机正确的行状选拔？

安德鲁·阿伯特：我在1988年出书了《行状系统》（The System of Professions；中译本：商务印书馆，2016年）后，几所大学都对遴聘我弘扬出了兴致。我终末选拔了芝加哥大学，主如若因为学术、干事和家庭的原因。天然，还有一个原因是，我的研究早就受到了芝加哥宗派的影响。在准备我的毕业论文开题时，我平日阅读了芝加哥宗派的作品，对它们特出熟悉，也以为这和我的智识兴致很契合。

到了芝加哥之后，一些机缘正巧和我方的选拔让我逐步明确地与芝加哥宗派筹商起来。我在1992年的好意思国社会学学会索罗金讲座中探讨了芝加哥宗派在表面上的重要性，还入部属手写了系里和《好意思国社会学期刊》（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中译亦称《好意思国社会学杂志》）的历史。到1990年代末，我也曾成为系主任和《好意思国社会学期刊》的主编。是以，不管我愿不肯意，我都也曾成了芝加哥宗派的一部分了。

在诸多与您相关的书中，有一册很畸形念念的书，《种种化的社会联想力》（Varieties of Social Imagination，中译本行将由商务印书馆出书）——这是一册主要针对非欧洲或北好意思社会研究者的作品讨论书籍，由您假托为芭芭拉・塞拉伦特（Barbara Celarent）写成，并将之编辑成一册书。中国读者在《大学培植与学问的异日》（三联书店，2023年）中读到了此书中的三个章节：塞拉伦特对瞿同祖、陈达、费孝通著述的书评。芭芭拉和安德鲁有什么不一样？

安德鲁·阿伯特：芭芭拉的写稿作风和我的《学科的吞吐》以及《攸关时期》（二书已由北京师范大学出书社出书）这类书有显然的不同。后两本书的写稿带有狡辩性，因为作者安德鲁都参与了某些特定的学术争论。而芭芭拉的作风更为缓慢和审慎。她可爱的作者会淘气推选，而对那些她不抚玩的，她只是选拔不提，而不是像我那样平直月旦。她要比我老到多了。

《学科的吞吐》，北京师范大学出书社2025年1月版

《攸关时期》，北京师范大学出书社2025年1月版

本年要在中国出书的《探索之说念》（Methods of Discovery，上海文艺出书社行将出书），在您的诸多著述中受众最广，销量也很好。但我我方在教学中，听学生暗意这本书看似省略，推行上由于其中波及的学问广度，很难一下子认识。您为何写稿《探索之说念》一书？在写完此书后，您都收到了来自学生和同业们的哪些反馈？

安德鲁·阿伯特：除了听到一些对于把这本书用在教学上的个东说念主反馈外，我简直充公到什么对《探索之说念》的平直讨论。说真话，这本书卖得还可以，但确凿让我吃惊的是，它在Google Scholar上竟然有一千四百八十次援用（Web of Science上有三百八十四次）。我从没想过这本书会被援用，它本来只是一册写给学生用的课本。

让我更不测的是，学生们竟然会对书里丰富的内容和种种的作风感到骇怪。我对好多不同的东西感兴致，我也以为别东说念主和我一样。丰富的种种性本人即是一种乐趣，这亦然我成为社会学家的原因之一。

《探索之说念》，上海文艺出书社2025年3月即出

《探索之说念》的宗旨，用中国俗话说即是“授东说念主以鱼，不如授之以渔”——但是对大部分中国社会学本科（致使硕士）的学生而言，就怕打鱼远比烧鱼难，“发现一个（值得研究的）题目”（用您的话说，一个puzzle）可能要远远难于对一个题目进行分析、论证、征集整理数据材料……您能结合《探索之说念》谈谈，作为一个社会学的初学者，如何“寻找谜题”吗？

安德鲁·阿伯特：想想伊本·赫勒敦。他在《历史绪言》（Muqaddimah）里说过，别急着作念省略总结！如果我以为可以用一句话训导东说念主哺育，我早就只写一句了；如果用一段话就能教年青东说念主奈何找到一个谜题，我也只会写一段话。

我自后写的《数字论文》（Digital Paper；中译本，高档培植出书社，2018年）里也谈到了谜题。在《探索之说念》出书后的十年里，我在教学中运转强调两个对于谜题的要点：第一，谜题必须是“为什么”的问题，而不是“奈何发生”的问题；第二，谜题必须有两个真实的备选谜底。

我作念的这些教学上的变化，其实是因为学生变了。跟着好意思国的学生们越来越倾向于持有强烈的政事立场，许多东说念主不自发地把研究再行界说为一种寻找数据来证明我方既有不雅点的过程。作为别称资深教师，我显然不雅察到了这种逐步走向政事化研究的趋势，尽管学生们我方往往并没畸形志到这少量。因此，我不得不调整教学法式，带领学生们幸免将学术研究异化为纯正的政事用具。

一些《探索之说念》的读者告诉我，这本给本科生的书，是为了启发他们冷落好的社会学问题的初学作品；但推行上，由于本科生的阅读量不大，反而会比拟难以认识本书中的好多内容。用您我方在《专科学问的异日》（中译载《清华社会学讨论》第十二辑）中的话来说，他们的头脑中欠缺那些“小钩子”，让他们可以把新读到的内容和先前的学问筹商起来。您如何建议他们使用这本书？

安德鲁·阿伯特：面对学生阅读智力陆续败落的近况，咱们似乎还未找到明确的管制有规画。但这种败落的存在已是不争的事实。要扭转这一趋势，就必须设法让学生开脱对酬酢媒体的依赖。但是，就普通学生群体而言，这个主张就怕难以终了。因此，咱们濒临的要害问题在于：如何培养一个规模较小的学问分子群体，使他们忽闪“文籍-阅读者工夫”（book-reader technology），并建筑起灵验阅读所需的宽广学问储备。

[采访者注：book-reader technology是阿伯特表面化（藏书楼研究）作为一种研究法式时冷落的说法。在模范社会科学研究中，数据被研究者引出（elicit，可以是主动的如问卷和访谈，也可以是被迫的如东说念主口普查），然后通过一套见解和测量模范被转折为分析对象。在藏书楼研究中，数据来自先前别东说念主所作念的研究，通过“阅读和浏览”这两种关联性算法（association algorithms）被研究者从文中提真金不怕火。在这个过程中，结合读者自身的学问，生成输出，即某种认识。读者们可以把这个与“网站-浏览者”工夫作念一个对比。在浏览网站的时候，咱们碰到的超献媚是事先镶嵌在页面内部的，是以通盘的读者都会被带领到相同的特定页面。但是在文籍阅读时，超献媚是在阅读过程中动态生成的，取决于读者的学问和文本的潜在含义相结合的程度。很显然，这依赖于读者已有学问的丰富程度。相关见识系统性地收录于《数字论文》一书，以及《传统的异日：对于藏书楼研究的一项狡计表面》（2008）一文中。]

读过您著述的读者往往都被您宽广的学问面诱骗，您在好多形势也暗意我方更答应成为一个“通才”，但今天的学术教师和学院文化都在合座上把学生往专才的说念路上鼓励。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安德鲁·阿伯特：的确，今天的学术文化把学者们推向了越来越窄的专科化标的。一些研究和疏浚的工夫亦然如斯，尤其是现在的援用和审稿系统，也曾不再是为了饱读舞优秀研究，而是变成了一种管制用具，因此它正在赶紧松懈东说念主体裁科和社会科学中的学问。

从乐不雅的角度来看，这种风光有点像藏传释教徒清扫沙坛城的庆典。二十世纪的学问体系在东说念主体裁科和社会科学界限创造了庞杂的学问量。这些界限大多口舌累积性的（比如，谁能说《红楼梦》有最终的独一解读呢？）。是以咱们需要常常常地抹去那些也曾累积的学问，再走运转。毕竟，发蒙的道理在于创造学问，而不是领有学问。微不雅专科化和那些莫得道理的援用，都是在松懈社会科学的学问创造过程。

因此，咱们也可以把“通才”看作是一条通往新学问的说念路。不外这种通才式学科研究最终可能也会变得程式化、专科化，届时咱们可能又需要再行“松懈”一次。

总之，可以说我的这种研究作风，其实是因为我一直在反对那些过度专科化的东西，这才赋予了它道理。

使您成为通才的一大要点是平日的阅读。您也曾说过，“研究生阶段读的书塑造了你是谁”（You are what you read in graduate school），从您学生的记叙中，咱们知说念您除了藏书丰富、阅读宽广之外，还每学期都组织“速即念书小组”：几许名各个阶段的学生，每周挑一个主题，各自阐释，然后找一册书，各人坐下来一都读，然后筹商。阅读的重要性天然被平日说起，但在专才导向及工夫化导向的学术坐褥体制下，好多学者都不再念书了（他们只读论文）。在您我方的学术干事以及智识生活中，阅读上演如何的扮装？

安德鲁·阿伯特：这个问题很容易回答。我一直都在念书。我大多数时候读的是杜撰作品。我常常会在寝息前花一个小时看演义或体裁作品。况兼我在周五的“速即阅读”小组里读到的书，常常会诱骗我的堤防，让我去借出来崇敬读。在教学期间，我也会读（或者重读）课程的材料。我还时常读学生的论文章节和草稿——我许多最佳的想法xfplay情色，都是在把我的表面应用到这些论文中时产生的。

到了现在这个阶段，我也曾不再读别东说念主的表面书了，因为我忙着写我方的东西，况兼要确保它们前后连贯。不外，我常常读或者重读一些实证研究的专著。比如，去年我读了几本对于互联网步履的民族志研究。有时候我也会为暑期选个主题，然后聚拢读好多相关的书。两年前我选的是“19世纪英国女性演义”，去年则是“古代（西方）历史”。

总之，我的桌子上老是堆满了我计议要读的书。能够有一半会被我推行读完。

是以您认为“读者-册本工夫”（book-reader technology）不会被 AI 的高潮取代，对吗？为什么？

安德鲁·阿伯特：嗯，我大要十五年前在一篇文章里筹商过的“读者-册本工夫”会连接存在。至于它将来会如何与AI以及由AI带来的种种学问样子相结合，这如故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这个话题太复杂了，猎U者在这里没法深入探讨。最省略的说法即是，咱们正走向一场对于学问本质的大型玄学筹商。AI的基础是完全经受“真谛相宜论”，也即是说，认为每个学问点都可以有一个“最优、最终的表述”。

但显然，这种模式并不适用于东说念主体裁科或社会科学。对东说念主文社科，咱们需要不同的对于学问期许的模范。而由于大多数设备AI的东说念主都是天然科学家，他们在东说念主体裁科和社会科学方面的学问不够深入，是以还需要时期来认识这些学科跟天然科学，比如分子科学，完全不同的学问系统。不外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的音量可能很大。

即便如斯，对咱们现在的东说念主文和社会科学中的学问不雅念冷落挑战，其实是件善事。因为这些界限很久没出现什么伟大的新念念想了，确乎需要被好好搅拌一下。

接着上一个学问不雅的问题。您在哈佛大学的时候就通过费正清先生与中国相遇，也阅读过无数中国体裁和历史，您以为中西方在培植和对学问的认识上有如何的不同？

安德鲁·阿伯特：我上的第一门与中国相关的大学课程是在中华东说念主民共和国成立仅十七年的时候，那是1966年秋天。其时中国发生了好多令东说念主骇怪的事情，但费正清先生如故主要从中国悠久的历史传统来教育中国。第一学期他讲到十九世纪早期，第二学期讲的是从十九世纪到现代。不外第一学期课程进展很快，快速扫过了万古期段的历史。

之后，我的阅读让我时常回到中国。是以我挨次读了《红楼梦》《儒林外史》《西纪行》《水浒传》和《金瓶梅》（天然是英文版）。它们都是1970年代末的老版块，要么是通过德文转译的，要么是不完竣的译本。我在罗格斯大学的头几个月里，晚上没什么事干，就把这些中国经典都看完结。

1991年我回到芝加哥时，近邻办公室的白威廉教化（William Parish）是位中国研究各人，不久之后咱们又请了一位年青的中国粹者，是以咱们时常筹商中国。不外确凿让我运转更多研究中国的机会是2000年之后无数中国研究生的涌入，以及白教化2006年的退休。自此我运转参与好多中国粹生的论文答辩，自后简直每个中国粹生的研究都会参与，是以我需要更多了解中国社会。

但学生的研究让我又且归重读了费正清和其他历史学家的著述。四十年后，我终于把这些内容都弄判辨了。在余国藩教化（Anthony C. Yu）的指导下，我再走运转阅读中国古典演义。他是第一个把《西纪行》完竣翻译成英文的东说念主。咱们一都吃了好屡次欢腾的午餐，争论《红楼梦》里的种种不雅点。在他的饱读舞下，我在2016年去中国之前把通盘重要的中国古典演义又读了一遍。缺憾的是，我的共事和淳厚在2015年死一火了。

在当年二十年里，我也读了一些现代中国演义——比如莫言、张爱玲、韩少功、曾朴、鲁迅和丁玲等东说念主的作品。奇怪的是，最让我感动的是《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天然它线路的是一个和我完全不同的宇宙，但丁玲对阿谁宇宙的描述特出有劲量。

更具体少量，您以为中国粹生和好意思国粹生培养方面的不同，可以从您我方带过的那么多学生引开说说吗？

安德鲁·阿伯特：我在教中国粹生的过程中学到了好多。我每年教一门本科的社会科学“中枢课程”，在这门课里，我能斗殴到好多中国粹生和华侨学生。在研究生阶段，我也和本系及社会科学硕士技俩的中国粹生有好多疏浚。大多数（但不是全部）中国粹生都来自中好意思两国的名校，是以他们并不是一个速即的样本。这些学生在智识上行云活水，有公正力，学习能源十足，况兼他们是一群很畸形念念的年青东说念主。

他们和好意思国粹生有什么不同呢？最初，他们更习惯对我弘扬出尊重，不管是对我的年岁如故身份，他们抒发得都很天然。其次，中国粹生在东说念主际来往上很有一套。对好意思国东说念主来说，这需要一些时期去得当，因为中国粹生常常显得特出友好和司法，但同期他们可能会有我方的念念考，与导师或淳厚的想法不太一致。这种智力天然是源于中国社会和家庭生活的复杂性和压力。

第三个不同是，中国度长在孩子的生活中上演的扮装媲好意思国度长要大得多。好意思国的孩子有时只会在碰到空匮时才预见找父母襄理，而中国度长老是积极参与孩子的生活，孩子作念任何重要决定时简直都会辩论到父母的意见。

第四个不同点是，好意思国粹生——尤其是在像芝加哥这么顶尖大学的学生，特出是经济学除外的社会科学专科学生——现在的政事倾向很强，致使让东说念主有点不安。这也影响了他们从淳厚那里学习的立场，他们往往自以为能够判断淳厚的政事立场，但其实并莫得什么笔据。而中国粹生的政事不雅念可能相同很强，但他们身处的是另一个环境，一般也不会讨论政事。因此对好意思国淳厚而言，这让他们看起来媲好意思国粹生更答应经受不同的不雅念。

天然，这些各异也和我自身相关，而不单是是学生间的区别。中国粹生让我想起了我方年青时的边幅，而我也变成了我也曾联想中的那类教化，可能像费正清先生一样。但好意思国年青东说念主的民风也曾改动了，是以我与大部分好意思国粹生的念念想越来越脱节，唯有少数能与我产生共识。有智识方面兴致的学生从一运转就会以为我畸形念念，而那些高度政事化的学生和准备冲向商学院的学生则往往以为我很奇怪，致使以为我分歧时宜。

您最近读的中国演义是？这本作品那边诱骗了您？

安德鲁·阿伯特：我最近读了两本华文演义——《孽海花》和《牡丹亭》。去年，我在周五下昼和学生的“速即阅读”小组中读到一册对于上海的书，内部提到了《孽海花》。不外缺憾的是，这本演义莫得英译，是以我读了的是法语译本。我其时还不知说念这本书是“暗射演义”（roman à clef）。看完后以为它的基调——落空、愤时疾俗——很特出，也挺畸形念念的。

我读的是全本《牡丹亭》。这本书我也曾想读好多年了，因为它在《红楼梦》里提到过。我以为《牡丹亭》确乎很打动东说念主，不外它把极致的落拓主义和显白的粗鄙话语搀杂在一都，嗅觉特稀奇特（好像有些版块里删掉了粗鄙的部分），这种作风确乎是一种挑战，弘扬了不同社会宇宙的会通。

纵不雅这些年来，攻读社会学博士（PhD）学位的学生群体特征发生了哪些变化？研究生导师轨制如何演变？社会学办事商场又履历了如何的更始？您认为这些变化会对社会学这一专科学科产生什么影响？

安德鲁·阿伯特：这个问题波及范围极广，需要充分的历史布景才能作答。从1890年到1970年，好意思国粹术界基本上呈指数级增长，其间仅在第一次宇宙大战和大罕见／第二次宇宙大战时期出现过中断。从基础东说念主口统计学的角度来看，这意味着其时的学术界呈现出年青化特征：无数的研究生、数目适中的豪阔活力的中年教师，以及相对较小规模的资深学术带头东说念主群体。在这种东说念主口结构下，翻新相对容易，因为许多研究课题都未被规模较小的早期（资深）学者群体所波及。表面与实证研究之间保持着合理的关系，这推行上是因为数目繁多的年青学者在应用数目较少的资深学者冷落的表面。其时并不存在数十种相互竞争的表面体系和术语体系，而仅有少数几个重要的念念想流派，这些流派常常与主导院系的学术威信相关联。直到1960年代早期，社会学和大多数学科一样，约百分之五十的博士学位来自十五所院校。这个学科不仅规模小，况兼高度聚拢。

1975年之后，好意思国高档培植罢手延迟，学术界转向了纯正的替代性东说念主口结构（pure replacement demography），即一位学者离开才能有一位新学者进入。因此，教师队列的年岁漫步变得愈加平坦：年青学者减少，资深学者加多。但咱们并未相应调整对学术生涯的默契模式。后果是，冷落宏大表面的东说念主太多（因为资深学者相对更多），而阅读这些表面的东说念主太少（因为研究生和助理教化相对更少）。同期，庞杂的学术体系赶紧销耗着可供论文写稿和实证研究的选题；唯有通过不断翻新实证法式（以及坦然地忽视无数“过期”的研究和“无关”的数据），咱们才能灭绝这个显然的事实：咱们也曾对大多数课题进行过数十次研究。

诚然，这个体系顶层的东说念主口结构变化较小。现在仍然存在十到十五个主导性院系，这与1955年以及1975年的情况相似。天然它们在博士生培养方面的主导地位有所着落，但在其他方面仍然占据主导地位。系统内其他处所也在培养博士，但这些博士很难在顶尖院系中竞争职位，因为这些院系主要从我方的圈子内招聘。这些机构的规模和身份默契在数十年间基本保持不变。

但大多数博士的办事商场并不在这个精英层面。因此，1975年后的新东说念主口结构产生了重要影响。由于高档培植罢手指数式增长，于是出现了买方商场，这种局面酿成了巨大的生活压力并带来了利害的竞争。竞争不可幸免地导致东说念主们更关注表象而非实质。第一个此类变化出现在1970年代末，其时在定量研究技俩中担任助手的研究生，从前只在论文致谢中说起，运转被列为作者（作事单干并未改动，只是是标注方式改动）。接着，求职者的推选信从真实评估优过错更始为营销文献，变成了充斥溢好意思之词的交响乐，一些共事将他们的每个学生都描摹为多年来最优秀的。我不确切知说念推选信何时运转更始为纯正的溢好意思之词，但如今这些信简直难以区分，也简直毫无价值。

与此同期，学科规模的扩大本人也产生了不同类型的影响。1975年社会学的主导教化们都是在1950年代赢得博士学位的东说念主。其时通盘学科仅有约四千东说念主，精英中枢群体来清高要五所主要院系。现在学科规模达到一万四千东说念主，精英中枢来自更平日的院校。此外，该界限的多范式特征收缩了招聘院系灵验评估跨界限论文的智力。

这一切的后果是，纯正的发表数目（作为主要的价值斟酌模范）变得越来越重要，况兼迫使研究生在专科发展的更早阶段就运转发表文章，这比1950年代、1970年代致使1990年代的社会学家都要早得多。已发表的论文成为斟酌学术研究进展的独一灵验方针。

总的来说，社会学变得更具竞争性、更专科化、更门径化。其发表系统现在主如若一个教师评估系统，而不是信断疏浚系统。这个系统（过甚竞争程度）还因学问的商品化而进一步加重：引文索引（citation indexes）、统计软件、个东说念主电脑、搜索算法、宇宙文籍连合目次（Worldcat），天然还有现在的东说念主工智能。这些都使更多东说念主能够写出更多东西，而现在莫得东说念主有时期去阅读。事实上，社会学和其他界限的“学问爆炸”在很大程度上推行是凡俗的爆炸。

更令东说念主担忧的是，多种要素裁汰了学术办事相对于交易办事的诱骗力，至少目前如斯。这些要素清单很长，无需逐个列举。但一个与1970年代后果不同的处所在于，除了经济学除外，现在每一代大学毕业生中的顶尖东说念主才不再选拔社会科学界限的学术办事。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许多优秀学生选拔了学术这条说念路。但这种情况在1980年代跟着高档培植延迟末端而导致的第一次学术办事商场崩溃而斥逐。1990年代和2000年代出现已而复苏，部分原因在于上一代的退休潮。但2010年代，多种要素导致败落重启。现在很显然，在好意思邦本科生中，除经济学外的社会科学并未诱骗到应有比例的优秀东说念主才。在好意思国，这种效应可能因这些界限（尤其是社会学）的大部分被身份政事（identity politics）和“不对等研究”所主导而被进一步放大。

这些重要变化不可幸免地改动了社会学的研究生培植以及学科的公众形象。这些变化在某种程度上被无数来自海外的优秀学生所对消（在我指导过的博士生中，有四成来自好意思国除外）。但我个东说念主认为，就诱骗原土着才而言，好意思国的社会学学科正濒临窘境。

但是，这种远隔学术行状选拔的更始影响着通盘学科，而不单是是社会学。我不涌现相较于其他学科的败落进度，社会学处于什么位置。况兼，导致这种败落的许多力量远远超出了学术界的界限。但这些问题也曾远隔了本次访谈的底本主旨，因此我先谈这些。

您曾担任《好意思国社会学期刊》（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这本刊物的主编长达十六年。 您如何看待社会学期刊对学科的道理？您曾将这本刊物分辩为四个时刻，可否简要先容一下？

安德鲁·阿伯特：《好意思国社会学期刊》是社会学界限最陈旧、最有名的期刊。晦气的是，现在它像其他现代期刊一样，更多是为了学者鼓励我方行状生涯，而不是为了学术生活。它异日会如何，我说不准。这本期刊的悠久历史可以很容易地总结出来。基本上，《好意思国社会学期刊》从一册“应用宗教”的期刊，逐步更始为顶尖的学术刊物（具体可参见《学系与学科》一书，中译本125-128页）。但在我之前谈到的1970年代好意思国大学延迟停滞后，它就被“生涯取向”拘谨住了。其时好意思国的学术体系像庞氏骗局一样大规模崩溃。之后会发生什么，我也无法预测。

作为有特定学术口味偏好的学者的您，与作为行业内最为重要的学术期刊的主编的您，这二者的扮装如何均衡？

安德鲁·阿伯特：我在学者和裁剪这两个扮装之间找到了精熟的均衡。秉持十足公恰是我的一个上风，况兼我也充分相识到，在我担任主编期间，不可能亲身审读全部六千篇投稿文章。因此，作为裁剪，我的干事要点是确保彩选优秀的审稿东说念主，并崇敬对待他们的评审意见。我选拔依靠共事们的专科判断，通过规范的评审经过——而不是依赖个东说念主判断——来保证期刊的学术品性。正因如斯，我从未感受到个东说念主主张与期刊宗旨之间存在职何打破。事实上，期刊也确乎发表过一些文章，这些文章天然得到审稿东说念主和共事们的高度评价，但在我个东说念主看来可能是有误的、有害的，或者是奢侈时期的。期刊即是该这么运作——它是《好意思国社会学期刊》，而不是“阿伯特社会学期刊”（采访者注，两者缩写都是AJS）。

作为一册“好意思国”刊物，《好意思国社会学期刊》是否需要教学相长番邦社会学、国际社会学的兴趣？

安德鲁·阿伯特：通盘期刊都有我方的作风，不同国度的社会学也有我方的作风。我本来想把《好意思国社会学期刊》扩展到全球，但我的欧洲一又友和共事让我意志到，好多东说念主并不可爱AJS文章的模范样子。我以为很难合股这些各异。是以，我让期刊的作风保持不变，主要辩论好意思国的论文，国际文章相宜这种作风的就发表。另外我还开启了芭芭拉・塞拉伦特技俩。这个技俩终末在我的网站上赢得了快要一百万次点击（https://home.uchicago.edu/~aabbott/barbara.html），我以为这个计谋如故有些灵巧的。

年青学者苦发表久矣，这是中西皆然的问题。对那些苦于顶级刊物发表的学者、学子，您作为这本刊物的主编有什么建议？

安德鲁·阿伯特：不管是否发表，我对年青学者的独一建议即是：写好作品（Write good work）。这是学者独一能作念的事。你无法幸免期刊评审中的速即性，也无法行贿审稿东说念主，也不可用AI（至少现在不可）来生成确凿有诱骗力的想法——AI的问题是，它莫得生成深端倪新意的智力。它最终依赖于“平均想法”和“想法延续性”的见解；算法老是为了优化某些东西，而优化就需要依赖许多前提条款。是以，并莫得什么捷径可以进入顶尖期刊。况且，如果你想通过舞弊来赢得地位（或者钞票？），还有好多比作念社会学家更灵验、更收获的法式。咱们之是以成为学者，是因为咱们眷注把事情作念好，把论点说涌现，而不是想着发家和权益。是以，费力而为写出好论文，论文天然会在学术的宇宙里照应好你。

作为一位将时期和社会过程看成我方中枢兴致的学者，当年二十年里，您认为我方在学术上以及个东说念主生活方面发生了哪些变化？

安德鲁·阿伯特：当年二十年来，我得过两次癌症，失去了父母和兄长，看着女儿长大成东说念主，我方也成了老东说念主。但我仍然对智识问题留恋，到目前为止，上天对我的头脑如故很眷顾的。最大的变化是，我现在以为我方的作品不是写给当下的社会学界乃至学术界的，而是为那些将来可能有机会看到并会为之得意的读者而写。我信托，这些东说念主不会好多，但我但愿至少会有一些感兴致的东说念主……

您如何看待目前社会学濒临的挑战？

安德鲁·阿伯特：八年前，我经受过一批好意思国年青社会学家采访，而他们从未确凿冷落这个根人性的问题。他们更关注咫尺的推行问题：“期刊审稿平允吗？”“有什么新的发表道路吗？”“您如何看待办事商场？”

面对这种情况，我告诉他们，作为行将成为社会学看护者的一代东说念主，他们需要有更广大的抱负。他们应该念念考这些更为要害的问题：社会学是否能够连接存鄙人去？学科体系和大学是否能以现时的样子延续？面对全面数字化的波澜，社会学该如何应付？哪些学问课题值得干涉终生元气心灵去研究？咱们可以就其中几个问题伸开筹商。

智识生活能否在大学里存续？

安德鲁·阿伯特：如前所述，1970年代学术延迟的斥逐导致了学术东说念主才的买方商场，竞争迫使通盘学术斟酌模范（包括发表、作者签字等）贬值，其后果是产生了无数不足轻重的发表。这种泛滥简直毁坏了学术疏浚体系，使其沦为评估侦察的用具。

1970年以前，普通教化一世中可能只发表一两篇作品。这并非因为他们愚钝、懒惰或缺少教师，而是因为他们只在确凿想要发表时才会发表。如今，教化们必须不断写稿以欣忭上司要求，支撑他们所在大学在毫无道理的排行中攀升。由于随之而来的发表泛滥，推行上莫得东说念主在崇敬阅读。东说念主们都在浏览、摘取、复制。互联网孕育了对材料的极其简单的斗殴，只是寻找对我方现时技俩有用的特定片断。对任安在学术界干事了至少二十年的东说念主来说，这种步履（过度发表和新的“阅读”方式）显然由新解脱主义管制模式驱动，而该模式正在或多或少地毁坏大学中传统的智识生活样子。在科学界限，情况果决发生，许多学科在我看来正在赶紧退化为单纯的工程学。

社会学能从中幸存下来恰恰因为咱们不重要。在我看来，通盘学问体系必须改动，不然确凿的智识主义将在大学中沦陷。异日的要害不在于像《社会学科学》（采访者注：Sociological Science是一册新样子的刊物：莫得版面字数罢了、灵通获取，完全电子化）等新期刊是否为《好意思国社会学杂志》诞生了榜样。确凿的问题在于：是否还会有任何刊物能够容纳非机械性的学术产出，而不是只是出于东说念主事侦察需要的写稿；出书由那些专注于念念考和反念念，只在确凿有写稿冲动时才答应下笔的学者的作品。二十世纪的学问计议取得了巨大见效，即便其时个东说念主的发规范远远低至今天。莫得任何笔据标明新体系能够取得附进的建立。

咱们现存的数据类型能否连接存在？

安德鲁·阿伯特：尽人皆知，选举民心走访如今时常无法准确预测选举后果。究其原因，似乎是因为现时大多数民调都依赖于自主参与式收罗走访（opt-in online surveys）。显然，这种走访并不具有样本代表性，事实上，许多走访由政党出于计谋辩论而自行制作。相同的问题也出现在学术社会学界限：付费招募的走访答卷者群体能否组成高质地社会学研究的合理数据库？从互联网上抓取海量的显然不具代表性的数据，除了响应这个范围未知群体的特征之外，是否能产生确凿有道理的后果？IP地址样本是否等同于东说念主群样本？

在这么一个宇宙里，通盘样子的在线反馈数据都可能且正在被经济和政事利益所愚弄。同期，狡计机算法与低价招呼中心（这些中心雇佣着亟需干事的东说念主员）的结合，正在耗尽公众参与走访的终末少量点意愿。咱们正濒临着无数的“数据”泛滥，这些数据在上世纪中世的社会学家眼中可能会被视为毫无价值的垃圾。但这很可能很快就会成为研究者独一包袱得起的数据开首。因为电话营销东说念主员的干扰也曾严重毁伤了电话走访的复兴率，而具有代表性的样本走访资本则高得惊东说念主。

咱们还能再次赢得“具有代表性”的数据吗？咱们是否应该认定这些新式数据具有代表性，只是代表着不同的事物？对于那些“作为透明度的一部分而公开可用”的行政数据（administrative data）又该如何看待？这些数据是否确凿，如故像咱们看到的某些公司选用双重司帐准则一样——“透明”的司帐记载全是坏话？这些问题以及许多相关问题都将是下一代社会学家必须应付的挑战。事实上，互联网让社会群体的通盘见解都变得可疑，在机器东说念主（bots）盛行的期间，东说念主们很难理罢黜何社会群体的“真实”范围，致使不知说念这种范围是否真的重要。

能否谈谈您对狡计工夫的看法？

安德鲁·阿伯特：在我看来，这一切意味着，在社会学的异日发展中，对狡计机科学和算法念念维（algorithmic thinking）的塌实掌抓与统计学基础同等重要。这里所说的掌抓，是指对该界限的确凿忽闪，而不是只是停留在名义的操作层面。社会统计学主如若由严谨的数学家们首创的。相同，社会学中严肃的狡计干事也需要在这一界限经受过基础教师的东说念主才。

同期，正如咱们在数字东说念主文（digital humanities）界限也曾看到的那样，狡计工夫也会产生无数质地欠佳的研究。因此，新一代社会学家必须为狡计社会科学（computational social science）建筑质地模范，区分其优劣。建筑精熟的统计模范花了整整三十年，但只是十年后，这些模范就被统计软件收缩了，这些软件使“假定教师”（hypothesis testing）在智识上失去了道理。狡计社会学可能会老生常谈。

在质性研究方面，我并不认为旷野条记的索引门径能比仔细的屡次阅读和深入念念考带来任何额外价值。况兼显然，绝大多数可视化呈现都具有误导性，致使更糟。

因此，狡计工夫是一把双刃剑。但它也曾不可幸免地存在于此，在新的学问宇宙中，咱们必须认识并从玄学角度批判狡计主义所基于的算法：马尔可夫链蒙特卡罗法式（Monte Carlo Markov Chain）、模拟退火（simulated annealing）等雷同工夫。再次强调，在我看来，社会学将需要通才而非专才。

在您看来，社会学的全球化应该如何鼓励？

安德鲁·阿伯特：我在《种种化的社会联想力》一书中也曾探讨过这个话题。宇宙其他地区的社会念念想传统与西方有着显赫各异。天然在非西方宇宙中，确乎有许多东说念主采纳西方规范分析来开展原土批判和政事干事，但更多的东说念主完全不经受西方的规范实质论（normative ontologies）。这些东说念主可能肯定品级轨制的合感性，或社会主宰的耿介性，或其他十几种为各派别的西方社会科学家所不可经受的不雅念。因此，社会学的全球化可能朝两个标的发展：要么将西方理念强加于宇宙，要么尝试从非西方社会的念念想中吸收营养，估量一个确凿多元的异日。

只是念念考这些“跨文化”问题的重要性和深化性，就能让咱们意志到它们需要研究者干涉终生元气心灵。我之是以能够列举这些问题，只是因为我年事已高，也曾尽己所能处理了我阿谁期间要紧的学问问题，并在《种种化的社会联想力》、我的马克·布洛赫讲座（华文版收录于《社会科学的异日》，2023年，商务印书馆）以过甚他形势冷落了以上的问题。在这些著述中，我至少冷落了这些议题。接下来的探索，我将留给我的学生和读者们。

天然，从短期来看，日常生活仍将连接。在我之后的几代东说念主中，有东说念主会收拢机遇，有东说念主会错失良机，有东说念主会履历起起落落。其中一些东说念主最终会进入精英院系，一些东说念主会在普通院系干事，一些东说念主会在四年制学院任教，一些东说念主会在藏书楼干事，还有一些东说念主会进入私营部门、非渔利部门等。不管如何，大多数东说念主都能在各自的岗亭上找到丰富而令东说念主欣忭的东说念主生。个东说念主的建立感更多源于性情和其他个东说念主要素，而非行状见效。

天然，我说这些话可能显得轻巧，因为赴任业而言，我的命运远超我应得的。确乎，能够领有我现在的职位是很深奥的事情，它带来了答复、解脱以及大多令东说念主欢腾的“干事”。但建立系统的运作方式是：终明晰空想就意味着你会有更多的空想。

咱们之是以连接前进，并非为了建立。而是为了来日的兴趣想法，周四的顿悟，或周五阿谁忧心忡忡的学生。咱们作念这些事，是因为诊治确凿的智识生活才是最重要的。异日会有其他东说念主将其传承下去。目前最重要的是，咱们要培养和津润自后者。

可否向中国读者推选一册您最近读过的非社会学著述，并谈谈推选的原因？

安德鲁·阿伯特：给出感性选拔是不可能的xfplay情色，是以我只是列出目前放在我床头书橱的三本书。我推选它们只是“因为它们在那里”：一、朱塞佩·托马西·迪·兰佩杜萨的《豹》；二、清少纳言的《枕草子》；三、但丁的《神曲》。